两者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，壶嘴笔直，壶口造型接近，可见年代的传承与工艺的延续
，事物不是孤立存在，而是彼此关联相互依存的关系。
康熙二十三年，公元1684年，康熙皇帝东巡。其间安排了一个重要的活动日程，就是祭祀孔庙行九拜之礼。在此期间，康熙为孔庙写了《御制至圣先师孔子庙碑》、《至圣先师孔子赞》、《祭至圣先师孔子文》、《重修阙里孔子庙碑》、《阙里古桧赋》等多篇诗文。在《泉林记》中写道：“朕被服至道，诵法孔子于诗书简册之中，羹墙载见，如闻其言论而接其声容者，匪伊朝夕矣。尝以不得一登阙里之堂，观其車服礼器，山川风物，慨然至圣之音徽，每低徊于中而不能自已。”不管何种动机，如此恳切的语言，还是让人惊讶。”
在孔府，衍圣公孔毓圻献出了家藏宝物以供御览，计有：孔氏二十代族祖汉末北海相孔融所蓄雅琴一張，世代相守周朝青铜簠一执，王羲之《乐毅论》墨迹冊页一本，北宋文与可山水画卷一幅，宋拓《怀仁集王羲之圣敎序》墨刻一本，南宋刘松年画《养正图》手卷一轴。在游览中，康熙问：汉碑存放在什么地方？似乎他更为关切。于是孔毓圻导引至奎文阁前，康熙仔细地观赏了孔府的汉碑。其中一块就是汉碑中的翘楚——《礼器碑》。
礼器碑全称《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》，东汉桓帝永寿二年，公元156年刻于曲阜。碑文记载了鲁相韩敕尊崇孔子，为孔府修饰宅庙，添造车舆礼器，整治水流并且免除了孔子舅家颜氏与妻家亓官氏徭役的事迹。鲁人为了感谢韩敕的德政，立碑刻铭，传之久远。
宋人注重收集金石文字，欧阳修的《集古录》、赵明诚的《金石录》分别记载了《礼器碑》。洪适的《隶释》记录了《礼器碑》铭文。以后，明代的都穆和梅鼎祚对礼器碑都有记录和研究。到清代前期，记载《礼器碑》文最准确的当属孔府呈上的当时面貌的《礼器碑》文。
《礼器碑》文字多有通假，而且杂以汉代流行的谶讳文字，比较晦涩难读，好在基本事实还可读懂，释文注释部分在此省略。研究《礼器碑》书法的人则必需要下一番文字功夫。
《礼器碑》面世以后，其书法就被学者文人所激赏。明代郭宗昌《金石史》说：“汉隶当以孔庙《礼器碑》为第一。其字画之妙，非笔非手，古雅无前，若得之神功，非由人造，所谓星流电转，纤踰植发，尚未足形容也。汉诸碑结体命意，皆可仿佛，独此碑如河汉，可望不可即也。”
清代王澍《虚舟题跋》：隶法以汉为奇，每碑各出一奇，莫有同者；而此碑尤为奇绝，瘦劲如铁，变化若龙，一字一奇，不可端倪。
杨守敬《评碑记》说：昔人谓汉隶不皆佳，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，此种是也。
